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易经的传说故事，以及中华神秘的八字故事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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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电影、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李斯与八卦台的故事

发生在秦朝的焚书坑儒一事，读过历史的人，几乎都能说个大概。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他自己持这样的观点倒也罢了，但还拿古制来说事，要求朝廷以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不仅对他的主张给予严厉的驳斥，并且主张秦始皇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此即“坑儒”。两件事合称“焚书坑儒”。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灭绝性的一页，割裂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有意味的是，在伏羲八卦台，“焚书坑儒”有着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与八卦台有关，在这里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倒不是为了增加八卦台的神奇，主要是为了说明八卦在古人心里的地位和神奇。

说是秦时，秦始皇一心想长生不老，梦想寻找到长生不老药。一天，秦始皇问李斯长生不老药的寻处。李斯是上蔡人，小时候一心想做人上人，家中对他管教十分严格，整日关在家里读书。李斯小时候就计谋多端。他不愿再读书，想周游天下。一日，李斯分文未带，要饭来到陈国，天晚没地方住，就住在人祖爷的庙里。正是在这座庙里，他遇到了一个算卦的卦师，这个卦师说他有将相之命。后来李斯发愤读书，几经坎坷，果真当了秦始皇的宰相。如今秦始皇要寻找长生不老药，他对秦始皇忠心耿耿，如实说了他小时候的奇遇。秦始皇一听，很感兴趣，第二天就出发去了陈国。

让李斯料想不到的是，秦始皇来到太昊伏羲画卦台，了解到《易经》、八卦的厉害后，他不是想怎样利用它们的厉害，而是想到了那些掌握八卦、知道天机的人的厉害。遂心生一念，若是天下人知道了八卦，别说自己不能长生不老，恐怕连个全尸也难保。就这样，和李斯长谈之后，秦始皇做出了一个决定，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将民间收藏的《易经》一律烧毁，不仅如此，连《尚书》、诸子百家的著作也烧毁了。

到了汉代，人们从孔子住宅的夹壁里扒出了《易经》的孤本，才流传下来，成为历代帝王之学。

这种野史，也许只能博人一笑而已，但在当地，老百姓相信它就是真的。

梅山巫术之三文化与易经

在中国文化中，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

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

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

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的几块十几块田里的附近范围活动，从不越雷池半步”。下峒梅山巫术活动中“三”的运用要隐晦些。下峒“活梅山”在水田或水塘捉泥鳅时，首先要把捉到的第一条泥鳅的尾巴用口咬断，然后放回水里，据说这样做了，在捉泥鳅时泥鳅就会随手而来；但等到再捉到那条被咬断尾巴的泥鳅时，却不管这时捉到了多少泥鳅，整个捉泥鳅的活动就必须结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呢？我认为这也是运用“三”来迷惑捕捉对象的一种巫术行为。这个过程很像易经阴阳二爻的形成和单卦的排序过程：第一条泥鳅表示阳爻“—”，把它咬断则裂变为阴爻“——”，这就恰好构成了一个数字“三”，把它放回水里，就是用“三”去迷惑对象；而再捉到那条泥鳅，表示复得阳爻，即一个单卦（“离卦”）的排序过程结束，所以必须停止捕捉泥鳅的活动。

梅山先民在原始数觉时期形成的这种对“三”的“迷惑”，不仅成为“三峒梅山”巫术的基本构架，更被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继承和定格在了梅山神张五郎身上。——在梅山文化中，张五郎就是一个具有“迷惑”法术特征的“倒路鬼”！梅山地区都这样传说：某人走夜路，如果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张五郎”；因此，张五郎又叫做“倒路张五郎”。

在梅山地区，人们往往还要在“三”岔路口立一块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个字。一般传说这是为了挡“将军箭”，但“将军箭”与三岔路口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最初也应当是用来防“倒路张五郎”的：在下峒梅山，张五郎又称“坛主”，据说他常常用箭射人（梅山人骂人常说：“你这坛主射的！”）。人们在三岔路口的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便是想以此作为咒语来挫败张五郎的法力，不让他的“迷惑”之箭射中，从而在三岔路口不迷失方向、走错路。

邵康节梅花断邻居借斧

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傍晚时昏，邵康节正与他的儿子在家里烤火。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人叩门，先敲一声，停了一下再敲五声，并且说是来借东西的。

当时，邵康节正在教儿子研习《易经》，为了使儿子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使《易经》学以致用，叫儿子暂不开门，先用所学的《梅花易数》推断一下，这个邻居将借什么东西?

他儿子按敲门声起卦，得到天风(诟)卦，4卦动变巽卦，他儿子分析卦意说：

"这是一个器具，木长金短的，一定是借锄头了。"邵康节看了一下卦象，果断地说："你错了，他一定是借斧子的。"并且叫他把斧子拿到院子外门口去，果然，邻居借的是斧子。

为什么邵康节断分如此神奇?他的《易经》八卦思维是这样的：

根据《天风诟》卦的卦象，上乾为金，下巽为木，变卦又为巽为．必定为金木之物，且金短木长。按象数易理，锄头、斧子都类象。但邵康节治易义理细致入微，加入时空分析：傍晚下雪天是砍柴起炉烤火之时，必非下田锄地之时候，再分析变卦、动支。变卦是巽也是为木，说明这个金短木长的器具是为克木之用的东西。因而果断判定为邻居借斧劈柴之用。

伏羲画八卦

伏羲氏是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左右以畜牧为主的原始社会时期的传说人物，也是中华民族心智的先启者，是人类从原始状态步入文明时代的探路人。相传伏羲氏仰观天，俯察地，感受最深的是天地的广大、四季的变化、日月的交替等自然现象，于是用8个符号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始有八卦，进行占卜吉凶，希望得到神意的显示，正是这种对世界的初步认识和把握方式，孕育着中国哲学的萌芽，奠定了中国乃至东方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是后来《周易》的思想基础。《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相传，伏羲为了画八卦，开始时他围着不周山，四面八方地挖了八个洞，今天这个洞里坐下来瞄，明天那个洞里坐下来瞄，七瞄八瞄，对天上的星星看出点名堂来了。他发现北方有七颗星，就先画了七个点点；又看见南方有六颗星，就在南方打了六个点点；东方一颗大星，他打了一颗大点点；西方三颗小星，他打了三颗小点点；再看东西南北的四个角没得定位的星，他就没法做记号了。这样画出来的图，尽是一些点点，不成形状还是不中意。伏羲为了画出中意的八卦图来，他跑遍了大山，走遍了大河。有一回，他来到一个叫孟河的地方，河里忽然冒出个怪物来。伏羲水性好，一下子捉住了这个怪物。这怪物有八尺五寸长，头尾像马，身子像龙，又有鳞。伏羲认为是龙马，把它供了起来。到了晚上，龙马发亮，身背上四面八方现出了五十五个亮点子，像天图一样。伏羲按这个龙马背上的图样画好了，自己也中意，只是别人看不懂，说是四面八方打的尽是麻麻点点，很不好认。为了使别人也看得懂，伏羲观看了九十九天在天上飞的雀鸟，又观看了九十九天在地上跑的野兽，还观看了九十九天在水里游的鱼儿。有一次，他从洛水路过，见一堆人围着一只大乌龟在看稀奇。伏羲晓得这乌龟总有几千年的岁数，便收下它供了起来。后来，伏羲画八卦累倒了，乌龟“巴嗒巴嗒”地掉下眼泪，开口讲话：“伏羲呀，把我杀了吧，我把龟壳留下给你，你一定会画出八卦来的。”伏羲仔细看乌龟的壳子，它的头部是天，尾部是地，四面八方正好有八条横划花纹。伏羲满心欢喜，终于照着画出了八卦的图案来。后世司马迁、扬雄、孔安国、马融、王肃、王充、徐干、王弼、孔颖达、李鼎祚等，都尊伏羲画八卦之说，影响至今。

毛主席五台山求签秘闻

五台山是山西境内历史上有名的佛教圣地，方圆数百里，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称台内，台内又以台怀镇为中心。五台之间遥相呼应，各有其名：东台称望海峰，西台称挂月峰，南台称锦绣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

坐在中吉普车上，{系统屏蔽}与周恩来谈笑风生。车前亮着大灯，风雪在明亮的灯光下飘飘洒洒，呈现出一派北国风光的特有景象。

李银桥持枪坐在车上随行，听着{系统屏蔽}与周恩来的谈笑，知道了五台山五台之中最高处是北台，海拔有3000多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还知道了山中气候寒冷，每年4月间才开始解冻，一进入9月份就开始积雪，台顶更是累年积雪成冰，到了夏天特别凉爽，所以又有人称其为“清凉山”。

李银桥见{系统屏蔽}与周恩来谈得高兴，便插话说：“快别叫‘清凉山’了，这么冷的天，又下着这么大的雪，干脆叫‘冰天雪山’算了！”

{系统屏蔽}笑一笑说：“银桥进步了呢！说话晓得用词了，不过不应说‘冰天雪山’，而应说‘冰天雪地’么！”

周恩来也向李银桥一笑，说：“小李同志，是不是跟小韩阿姨学的呀？”

“才不是呢！”李银桥心虚地说，“她又不是我的‘阿姨’，我是跟主席学的！”

“你么时候跟我学的呀？”{系统屏蔽}笑问道。

“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铁匠会打钉。”李银桥很认真地说，“我跟了周副主席半年多，又跟了主席半年多，天天在你们身边，我能没一点进步吗？就是块山药蛋放进蒸笼里，也早该蒸熟了！”

一句话，把{系统屏蔽}和周恩来都说得大笑起来，就连开车的司机周西林也笑了……

笑过之后，{系统屏蔽}又对李银桥说：“银桥啊，我今天带你去看最大的寺庙，要比白云山庙大多了。这里的和尚也要比白云山上的和尚学问多，知识广，很有你学的东西哩！”

周恩来也介绍说：“五台山台内寺庙有39座，台外8座，第一座寺庙是台内的‘显通寺’，规模很大，也最古老。相传始建于东汉年间，当初叫‘大孚灵鹫寺’，唐朝的武则天给改了名字叫‘大华严寺’，明太祖朱元璋又赐名为‘大显通寺’。听说寺中有三间铜殿和两座铜塔，还有一个重万斤的大铜钟呢！”

{系统屏蔽}幽默地说：“今日我们不当和尚，也要去撞撞他的钟哩！”

由于天黑雪大，停车后李银桥也看不清是到了什么地方，只知道下车后见到的地方确实很大，跟在{系统屏蔽}和周恩来身后上了一层台阶又一层台阶，进了一重庙门又一重庙门；在一位老和尚和几位年纪稍长一些的和尚陪伴下，{系统屏蔽}和周恩来借着大殿里燃起的烛光参观了无量殿里的无量寿佛，听老和尚介绍了寺里的明版藏经、华严经字塔和各种供器。最后{系统屏蔽}饶有兴致地来到三间大铜殿前，观看了精巧的铸造和铜柱额面上的花纹、窗格上铜雕的棂花。

由于有五台县县长等人的陪同，庙里的老和尚对{系统屏蔽}一行人很恭敬。在铜殿门前，李银桥见到了周恩来在汽车上说的那座铜钟楼，在风雪中显得格外肃穆、雄伟而壮观。

老和尚启开楼门，对{系统屏蔽}和周恩来说：“施主请进，这里就是声及全山的铜钟了。”

进到楼内，果然见到一口比人还高的大铜钟悬挂在那里，周恩来请{系统屏蔽}用悬在铜钟旁的击木撞一撞铜钟，{系统屏蔽}先是看一看老和尚，老和尚随即合掌施礼说：“施主远道而来，撞击铜钟，必能声震寰宇，为寺庙增辉。”

{系统屏蔽}这才抬手对周恩来说：“我们俩人一起来么！”

“好的！”周恩来上前，和{系统屏蔽}一起动手推动击木用力撞响了铜钟：

“哐——哐——哐——”

这声音，震得李银桥在一旁耳聋，惊得寺里的和尚都起了夜。浑厚洪亮的声音传出寺外，像是要把漫天的风雪惊散似的，传响了整个五台山……

1948年3月23日，{系统屏蔽}率领中央机关告别陕北，经晋西北、晋东北挺进河北省山县西柏坡。4月9日傍晚。因大雪路阻，{系统屏蔽}、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司镇塔院寺方丈院。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系统屏蔽}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一本经书。

一会儿，老方丈由一小沙弥陪同来到{系统屏蔽}居住的院子。警卫员及时转告，{系统屏蔽}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

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

{系统屏蔽}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

说话间，方丈和小沙弥走进屋来。{系统屏蔽}让江青给二位让座。方丈忽然发现{系统屏蔽}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系统屏蔽}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我是无神论者，不信神佛的。更当不得以‘贵人，相称。”方丈笑答：“贵人信佛佛在，贵人不信佛佛自在。当得，当得，有何当不得呢。”

次日吃过早饭．{系统屏蔽}在众人簇拥下，从塔院寺东口出来，见对面东门墙上贴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

{系统屏蔽}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系统屏蔽}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又道：“我们不是和尚，虽不从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但应知道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

时值中午，{系统屏蔽}准备下山。

此时，江青游兴正浓，拽扯着{系统屏蔽}向大殿走去。周恩来和任弼时对视一下，也只好随他俩入殿。其他人员等在殿外。殿中一老僧正为香客解签，香客颔首聆听。{系统屏蔽}至前，微微躬身道：“打搅长老了……”老僧举目一瞧，见说话的中年男子身材魁梧，慈祥大度，聪睿沉着，忙言道：“何来打搅，施主求签还是拆字?”

说话间，江青早已从香案上拿起签筒，摇了几摇，随手抽一签，看完一笑，然后递给{系统屏蔽}。

{系统屏蔽}略为扫视，只见竹签上歪歪斜斜写着：“上上大吉”四个字，也开颜大笑。又将竹签递给周恩来和任弼时，最后传至老僧。

老僧一见竹签，眉头高耸，两眼凝视着{系统屏蔽}，言道：“施主此行平安无事，一生上上大吉。”

{系统屏蔽}略摇了摇头：“我走过的这五十几年，道路是曲折艰辛的，曾被敌人辱骂，在党内受孤立、误解，甚至遭到打击，开除党籍。一生上上大吉，那是骗人的，也是不可能的。莫当真，莫当真，这只不过是逗着玩玩罢了。

远处传来口哨声，战士们已开始列队集合了。{系统屏蔽}连忙告别老僧，与周恩来、任弼时向塔院寺返回。半个钟头之后，{系统屏蔽}、周恩来、任弼时等分乘吉普车穿入“太行八径’，之一的龙泉关，向河北省平山县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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