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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一个著名的传说，也是河洛文化里一项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文化成果。

传说伏羲时代，有一次黄河发大水，河面上出现龙马，马背上的星点构成了天然的数字图案，即所谓“龙马出河图”。传说伏羲受到河图的启发发明了八卦（即先天八卦）。

至于文献，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稍后《管子•小匡》里有“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而《论语•子罕》中则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汉书》中还有《河图》是九篇文章的说法。

由于《尚书》等都是儒家经典著作，于是历代很多学者均对河图洛书问题进行阐释并加以附会，出现了大批的文献著作。

河图洛书的原始传说以及后代学者的推演，共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也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地理、哲学、数学、历法、音律、医学等学科的知识、思想观念。

到汉代，学者开始将河图、洛书与《周易》联系起来。如孔安国认为：伏羲氏称王于天下时，有龙马从河中出，身负有图，伏羲遂照其图以画八卦；大禹治水时，有神龟负文于背，从河中出，大禹因而则之以成《洪范》“九畴”。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刘歆、杨雄等。但是，此时还是不知道“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

不过，当时已出现明堂制、九宫之数。东汉郑玄以“五行生成数”注《周易•系辞》的“大衍之数”。

因此，从汉至唐，注疏《周易》的学者很多，如孔安国、郑玄、孔颖达等，但是他们均弄不清楚河图、洛书的形状，也无法说明两图的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河图”、“洛书”，为宋代刘牧《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洛书，以及朱熹《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

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里的说法：刘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传，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威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靓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以为孔安国、刘教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

以上可知，朱熹对河图、洛书的构图。以及两图所表征的意义，都在《易学启蒙》中，但是也带上了神秘色彩以及主观因素。

不过，在《易学启蒙》中，朱熹对河图、洛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全面的解释，为其构筑宇宙观打下基础。

对于河图。《易学启蒙》载：河图“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以生出之次言之，则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而又始下也；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

对于洛书。《易学启蒙》载：：“洛书之次其阳数则首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其阴数则首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也。合而言之，则首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而究（终）于南也。其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克水也。”

对于两者之间的异同。《易学启蒙》云：“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邪。曰：‘是其时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寡，然其为理则一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手图，而初无所待于书．《范》则大禹之所独得乎书，而未必追考于图也。且以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之数也，积五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也．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苟明乎此，则纵横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意思是：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依此作卦。

“圣人则之”是：圣明的人能根据一些征兆进行研究推理得出一系列理论性的东西。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其学说本于老庄，黄老学派后学之手的《易经·系辞上》。

相关传说：

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

扩展资料：

河图洛书所表达的是一种数学思想。只要细加分析便知，数字性和对称性是“图书”最直接、最基本的特点，“和”或“差”的数理关系则是它的基本内涵。完全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或推导出河图洛书，并证明河图与洛书同出一源。

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作《龙图易》、《宋文鉴》中载有《龙图序》一文，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

《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故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子相信河图、洛易的存在，并以二者作为圣人作《易》的四条依据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河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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