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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

读音：wáng yáng bǔ láo

释义：羊逃跑了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晚。比喻出了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可以防止继续受损失。

出处：《战国策·楚策》：“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近义词：知错就改，将功赎罪，将功折罪，将功补过，贼去关门，见兔顾犬。

故事：战国时楚襄王荒淫无度，执迷不悟，将劝谏的大臣庄辛赶出楚国。五个月趁机征伐，很快占领楚都郢。楚襄王后悔不已，派人到赵国请回庄辛，庄辛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则补牢，未为迟也。”鼓励楚襄王励精图治、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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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代表人物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

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1、晁错

把他归为抗匈名将也许有些过分，因为他毕竟是个文官。况且晁错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朝忍辱负重，忍受匈奴欺压的时代。但是谈到汉匈战争，这个人一定要首先提出来的，因为正是他力派众议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才最终使汉军在战斗力和装备上确立了对匈奴的绝对优势，最终完成了反击匈奴的壮举。

晁错对汉朝军队建设的贡献有两点，第一是军事制度上，第二则是在骑兵建设上。在军事制度上，晁错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第一人，与坚持黄老学说，苟安和平的众多守旧大臣不同，晁错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他在天下承平的文帝时代就上书皇帝，坦言汉匈必有一战。整顿军备为当务之急，并力荐名将周亚夫。此外，在军队改革上，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汉朝中央军由义务兵改为职业兵。他深知，以中原农民为主组成的汉军，若要与以马为家的匈奴骑兵抗衡，非职业兵无法提高战斗力。在他的力主下，汉朝建立了完备的职业兵制度，精选边地农家子弟为兵，以20年为服役期，世袭服役。并赐予优厚待遇。这样就在国内建立许多了许多以农民家庭为主的世家服役兵家族。这些被挑选为世家兵的家族，他们长年生活在边境地区，对匈奴骑兵的战术风格非常熟悉，而且多数家庭与匈奴有血海深仇，求战意识极强！而根据世家兵的条例，其家中孩子自小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以反击匈奴为终生信条。以杀敌立功为荣誉。而且每年各世家兵都要举行大比武，成绩差者被淘汰，成绩好者则受到赏赐。这就使汉朝建立了一支全新的拥有超强战斗力的常备军。我们可以看到，汉朝军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备国家军队性质的部队，无论谁带兵都可以保持超强的战斗力。这与后来宋朝的岳家军和明朝的戚家军等带私家军性质的武装形成了本质区别。即使是西汉后期朝政腐败，军队依然保持了超强的战斗力，这一切，都是汉朝军事制度的保证。

晁错的另一个贡献是在骑兵建设上，草原决战，骑兵是主要决胜手段，汉朝骑兵弱于匈奴，主要原因有三，即马匹少，战斗力低，战术观念落后。职业兵制度可以解决战斗力问题，但马匹与战术观念问题却要有新的政策来解决。在晁错的主张下，汉文帝下诏实行马政，鼓励民间养马，使汉军拥有了充足的马匹资源。但是，汉朝马种与匈奴的差异却严重制约了汉朝骑兵的发展，为此，晁错提出建议，汉朝政府每年用大量的金钱招募匈奴牧民南迁长城屯垦，汉朝政府赐予大量的土地和金钱，条件是他们为汉朝训练骑兵。同时运用种种渠道从匈奴购买战马。不要小看这一方略，这一方略对于一直自称天朝的大汉政府来讲，要接受下来需要多大的勇气。但这一方略的实施可以说给了汉军以天翻地覆的变化，汉军从此在战略观念以及作战方式上都有了一次洗脑式的更新，其战斗力则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后来晁错虽然蒙冤被害，但他的这套思维却被继承下来，从而为汉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在以晁错为首的一批汉朝战略家的努力下，汉朝建立了可以与匈奴抗衡的强大骑兵部队，从而为汉朝反击匈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李广

若要问匈奴最惧怕的汉朝将军是谁，不是为汉朝赢得抗击匈奴第一场胜利的卫青，也不是杀敌十多万的少年英雄霍去病，而是飞将军李广。李广可以说是汉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和悲剧命运的将领，他的才华和遭遇，至今还让人唏嘘不已。

李广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文帝时代信任老臣，李广正值少年郎，景帝时代重文轻武，李广却是武中将，武帝时代偏爱青年将领，李广却已经白发苍苍。由于官职卑微，李广一直戍守在抗击匈奴最前线上。文帝景帝时代，他屡次与匈奴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他的作战经验也为汉朝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他的威名也为匈奴胆寒。后来汉匈开战，匈奴几乎都是把精锐部队投入到李广所在部队，这也是李广对匈奴战绩不佳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是，在西汉前期，正是由于以李广为代表的一代军人的奋勇作战，才遏止了匈奴的侵略野心，使他们不敢过分南下侵扰，为汉朝反击匈奴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R|{Lwx

与汉朝其他将领不同，李广可以说是一个匈奴化了的汉朝将领，他的带兵特色和作战方略都有很强的匈奴特色，比如军令宽延，逐水草而居。作战勇猛，精于骑射，但缺少了汉朝军队所特有的纪律性和整体性特色。而汉军对匈奴的优势，正在于严格的纪律性和协同作战能力。这正是李广之所以无法在对匈奴作战中建功的重要原因。在汲取了别人长处的同时，却屏弃了自我的优点，这显然是不可取的。r%

李广战史中最精彩的战例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127年的出击战，一次是两年后的河西会战，第一次，他率一万大军被匈奴单于三万主力合围，几乎全军覆没，却也使匈奴遭受了同样的杀伤，并使得卫青可以穿越匈奴两路主力的空隙，直导匈奴后方。第二次，他的四千先锋队被右贤王四万主力包围，鏖战六天，全军只剩四百人，却有力的配合了霍去病西出酒泉，痛击浑邪王。从两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李广的特点，作战勇猛，冲击力迅速，战斗力强大，却多为以硬碰硬的打法，缺少战术的变通，且贪功恋战，易于本队脱离，造成被敌人包围的不利局面。相比之下，霍去病则聪明的多，在匈奴改变部署的情况下毅然改变行军路线，直导其薄弱环节，终取得完胜。平心而论，李广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但他是一个将才，而不是一个帅才。其单兵作战能力勇猛，却缺少通观全局的能力。他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先锋，好的将军，却作不成一个好的元帅。后来漠北决战，卫青令他从侧翼出击，从军事角度讲，并非是看轻李广的才华，而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李广作战冲击力强，运动迅速的特点，可惜天不助李广，一场沙暴毁灭了李广最后的机会，也使他遭受了横刀自刎的悲惨结局。但是，作为一个将军，他将永远得到我们的尊重。

3、卫青

卫青并不是歼灭匈奴最多的将领，但是他确实汉匈战争里贡献最大的将领。汉朝反击匈奴的第一个胜仗就是卫青打的，龙城战役虽然只消灭敌人七百人，但却粉碎了许多汉朝主和大臣却宣扬的“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汉朝将士树立了必胜匈奴的坚定信念。

把卫青这样出身的人提拔成将军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尽管其有外戚的身份，但也必然会遭到巨大的阻力。但是汉武帝却体现了一个英明君主的胆略和气魄。卫青也不辜负他的希望，以一次次胜利回报了朝廷。事实上，汉军之所以强大，与汉军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人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除卫青外，汉军还有一批出身低微的将领，甚至还有赵破奴这样的匈奴人，他们都为汉朝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在统兵上给将领以极大的信任和自主权，这也是之后的朝代特别是宋朝所不能比的。

卫青带兵的最大特色就是将汉朝军队协同作战能力发挥到极点。漠北之战就是战车与骑兵相互协作的典范，此特点有效的发挥了汉军装备上的优势，扬长避短，有效的打击了单一兵种作战的匈奴。此外，卫青作战极为谨慎，每战都作到部署周密，尽量减少自己军队的伤亡，有效打击敌人。在攻打白羊地和收复河套的战斗中，他几次推迟攻击时间，以极大的耐心等匈奴陷入合围，汉军形成绝对优势时才聚歼敌人，真正做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谨慎，使他的歼敌人数量始终不如霍去病。

可以说，卫青是一位人品与才华具佳的将领，他性格谦和，礼贤下士，从不居功自傲，体恤士卒，因此很得部下的拥戴。这样的将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稀少。也许这与他自小贫苦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他去世后，汉武帝为他修筑的林木茂密的陵墓，也许正象征了他谦谦君子的品格。

卫青最被人熟悉的战例是漠北大决战，可以说这是一场把他的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至的战斗，他在战斗中体现了他谨慎小心的作风，和关键时刻超乎寻常的果敢。当时的一切作战条件都于他不利。汉军远征作战，鞍马劳顿，匈奴以逸待劳，且背水一战，士气高昂。并集中了所有精锐部队。为出奇制胜，卫青令李广从侧翼出击，谁想李广部兵马又迷失方向，失去联络。这等于是汉军大战未开先自损三千铁骑。面对种种不利条件，卫青制定了固守的战略，以坚固的战车防御抵挡匈奴骑兵的冲击。在苦苦支撑一天一夜后，急噪的单于终于拿出了其所有精锐。而当黄沙突起的时候，卫青却展现了他少有的果断一面，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命令主力部队迅速进攻，在匈奴阵脚已乱的情况下发动突袭，终使得匈奴完败。单于只带三百卫队逃逸。漠北决战歼灭匈奴军三万多人，俘获匈奴数万，堪称是汉匈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从此，汉朝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主动权，匈奴则退缩在大沙漠以北，再也无力发动南侵。尽管这一战绩不及霍去病的狼居山战役战果辉煌。但它对汉朝匈奴的战争却是决定性的。

4、霍去病

霍去病将军可以说是当代许多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少年得志，平步青云，22岁就指挥了决定汉匈战争命运的狼居山战役，将匈奴左贤王部队几乎赶尽杀绝。18岁从军，与匈奴共经六次大战，歼灭俘虏敌人累计达十五万，几乎是他的舅舅卫青的一倍，而他的英年早逝，又使得多少人扼腕长叹。电视剧《大汉天子》里，汉武帝一声长啸“还我冠军侯”，闻者多少人仰天长叹，泪如雨下。

霍去病可以说的是幸运的，他外戚的身份使他得以在十八岁就被委以重任，而他的作战风格更是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的克星。实际上，以霍去病的作战特点，倘若是在中原作战，面对纵横交错的堡垒，一般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但是面对逐水草而生的匈奴，却正是一把架在匈奴人脖子上的钢刀！霍去病作战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进攻，以猛虎下山的气魄冲垮敌人，以最快的速度聚歼敌人。与李广不同的是，霍去病的作战头脑极其清醒，他可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下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给以痛击。使匈奴在最短的时间里遭受最惨重的损失。更值得称道的是，霍去病作战并不以夺取敌人的地盘为目的，更多的则是以打击敌人的自信心和最大程度杀伤敌人为作战目标，并彻底摧毁敌人的生产能力和经济能力。这种以打击敌人精神力为目的的作战手段，直到以进入现代化战争的今天依然被人沿用。

汉军与匈奴军相比最大的弱点就是在机动性上，汉军远程奔袭能力差，且过度依赖后方的补给，自身也携带大批辎重，这就很大程度的限制了汉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使汉军长年难以深入大漠追击。而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两次河西会战，其所部兵马放弃辎重物资，轻装速行，就地取食，趁匈奴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发动主力决战。一举将其彻底歼灭，斩断匈奴右臂。所谓的就地取食，就是对匈奴后方进行抢掠，以补充军需物资。这一方略不但解决的自身的补给问题，而且最大程度的打击了匈奴的生产能力。使匈奴的经济遭到极大摧毁，从而使汉朝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确立了对匈奴的绝对优势。

史书上对霍去病的作战过程记录的十分简略，但是仅仅从这只语片言里，我们也足以想象战斗的艰苦和霍去病用兵的巧妙，第一次河西战役，南路军张骞行动缓慢，李广只身被围，霍去病毅然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冒险从浑邪王的地区直插过去。当时霍去病只有一万兵马，而浑邪王与休屠王兵马合计不下六万人。霍去病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抢在敌人主力部队集结以前迅速突进，各个击破。使得匈奴人虽然不断调兵遣将，其兵马却只能象羊羔入虎口一样被汉军一只一只吃掉。更为重要的是，此战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匈奴兵的抵抗力，使其畏惧汉军如虎，后来第二次河西战役，匈奴军几乎失去抵抗，被霍去病一路追歼屠杀，损失高达三万两千人，是第一次河西战役的整整四倍。后来浑邪王归汉，所部四万兵马中有亲匈势力发动叛乱，霍去病仅用一万兵马就将其收服，斩首叛乱者八千人，使浑邪王彻底归降。此事件在汉匈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后，匈奴投降汉朝者日益增多，大批匈奴牧民也南迁长城请求内附，匈奴势力日益土崩瓦解。后来漠北会战，霍去病一路急行军，在深夜时分钻到左贤王眼皮底下，拂晓发动攻击，一日之内消灭匈奴七万人，将匈奴左贤王部队几乎灭族。至此，匈奴左右贤王两只臂膀被彻底斩断，只剩下匈奴单于悬孤漠北。势力江河日下。

今天人们对霍去病还有众多的诟病，如指责他对士兵疾苦置若罔闻，指责他性情狂傲，奢侈腐化，冷血无情，事实上，很多的评价都是过分的。说到对士兵的体恤和为人，假如霍去病真的不通情理，那他的部下又怎会誓死为他效力，酒泉庆功的一幕，他将御赐美酒分与全军痛饮，其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情怀令人感佩。而所谓的奢侈腐化，则是生活上的小节和习惯，又何必强求呢！重要的是，他是汉匈战争里歼灭敌人数量最多的将领，只此一项，他就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

5、赵充国

霍去病和卫青去世了，匈奴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是在汉朝方面，由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奢侈淫逸，使汉朝财力大为虚耗，加上汉武帝晚年昏庸，朝政日益腐败，使得汉朝对匈奴的几次战争都是劳而无功，还搭上了将才李陵。事实上，这段时间汉朝对匈奴战绩较差，不是由于匈奴已经恢复实力，而是汉朝自身的问题，比如汉武帝用人不当，长年大兴土木建设消耗财力，以及政治制度日益腐化，朝廷内部派系林立等原因。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打匈奴的政策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其内政失策的原因。今天有人以汉武帝晚期对匈奴战争的几次失败为借口，说什么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是造成汉朝衰落的原因，这是极端错误的看法。

事实上，汉武帝晚年几次对匈奴战争的失败，除了最后一次李广利被俘全军覆没外，其他的两次汉军损失都不大，可以说是与匈奴战成平手。最后一次还是在汉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汉武帝抄了李广利的家，才导致军心浮动，兵败如山倒。这一时期由于朝政腐败，马政废除，税收减少。使汉军在骑兵数量和装备上都无法和卫青时代相比。但即使这样，匈奴依然无法恢复其在漠南的势力，只是疲于奔逃苟延残喘而已。

这一时期，汉军有一位在才能上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将军，他就是赵充国。事实上赵充国是不幸的，他比霍去病年轻四岁，却与霍去病战斗在同一时代，这使得他的才华长时间被埋没。后来李广利二征匈奴战役，他率三千骑兵从侧翼出击，保证了大部队成功突围，而自己所部兵马却仅余百人，此战他一举成名，从此青云直上。

在汉武帝的时代，由于李广利的存在，赵充国一直没有机会展示他的帅才，直到汉武帝去世，他才被委以重任，此时他却已经白发苍苍。用大器晚成来形容他并不过分。然而，赵充国却以其谨慎的用兵态度和高超的谋略，拱卫了大汉朝的疆土。昭帝时代，匈奴势力衰弱，汉朝的主要敌人已逐渐由漠北的匈奴人转为河西的羌人。羌族野心勃勃，企图取匈奴而代之，可惜，他们遇见了赵充国。三次讨伐羌族的战役，汉军大获全胜，成功的摧毁了羌族势力，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与中华连成一体。

与卫青霍去病相比，赵充国体现了他独特的作战特点，即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作战方略制定上极其谨慎，反复斟酌，“百闻不如一见”正是他的名言。这种谨慎的态度也使他的部队很少遭到重大伤亡。此外，与霍去病以破坏为目的的打法不同，赵充国则主要以“攻心”为上，他的部队纪律严明，所过之处极少扰民，收买人心，使敌人诚心归附。作战中善于从敌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分化匈奴，将其分裂南北两派的方略就是他提出的，并最终得以实现。二攻羌族之战，面对羌族与匈奴联合的不利局面，他使用手段挑拨二者关系，迫使匈奴坐视羌族被围困而不救，从而各个击破，在大军形成合围后，集中力量消灭羌族，对匈奴援军则是只围不打，先消灭羌族，再收复匈奴，终使匈奴八千骑兵归降。匈奴人提到霍去病，是闻风丧胆，而提到赵充国，则是又敬又怕，也正是由于他的怀柔措施，汉朝巩固了在河西地区的统治，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民心。如果说卫青霍去病是开疆劈土的将领的话，赵充国则是一位真正懂得建设疆土的军人。在战略眼光上，他在某些地方比卫青霍去病们更高一筹。

赵充国之后还有陈汤，他的一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广受称道。他也成为了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最后终结者。不过他面对的匈奴已经是强弩之末，从战斗的含金量上不及上述将军，就不再做赘述了。

这段真实的历史，讲的不是花前月下的人物，没有男女之间的缠绵，但是，读过他的人只要有中国人的良心，都会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