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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字算命术的起源，一般认为起源于东汉。与之相关的文化因素，一是阴阳五行，一是天干地支。

阴阳五行自战国末期到两汉之际，逐渐统摄万事万物，把各种文化纳入其框架之内，为八字算命术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天干地支产生于夏商之际，天干最初用于纪日，称为十日。地支称为十二辰。天干地支这个名称是东汉才确定的。商代把二者结合起来纪日，自甲子始至癸亥终，共六十日。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30年（公元54年）。纪月、纪时较晚，大约在唐代。东汉建武30年以前，干支仅限于纪日。应用于纪年后，八字中有了四字。几十年后，班固的《白虎通义》中，提到有人利用干支推究命理。此后，三国时的管辂，东晋的郭璞，南北朝时的陶弘景等人都对算命术有所研究与补充。但理论粗糙，方法简单，范围狭窄，没有繁衍开来。

到了唐朝，李虚中精通阴阳五行，能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的干支推断其一生的贵*寿夭、祸福吉利凶，据说是“百不失一二”。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在此基础上，演进为用年、月、日、时的四柱法，共八个字，所以也称“八字”。

可见，八字算命术从萌生到定型，始终为干支纪时的应用这个因素所制约。稍后，徐子升《渊海子平》问世，是八字算命史上的重要书籍之一。明清两代，八字算命术更加普及，风靡朝野。一系列命理学书籍应运而生。有代表性的有宋代京图所著明代刘基作注的《滴天髓》，明代万民英的《三命通会》、张楠的《神峰通考命理真踪》，清代沈孝瞻的《子平真诠》、陈素庵的《命理约言》，近代袁树珊的《命理探源》等。

简而言之，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时天干地支的排列组合（即八字）就是命。不过仅凭干干巴巴的八个干支，没法推算贵*吉凶。于是和阴阳五行纳配，使天干地支具有了阴阳五行的属性，具备了相生、相克的关系。并且衍生出刑、冲、害、合等多种关系。此外还与四时五方、昼夜阴晴等因素相结合，拼凑成一个算命体系。生克关系又代称为正印、偏印，伤官、食神，正官、偏官，正财、偏财，比肩、劫财十种，统称“十神”。八字算命术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运。命侧重于论贫富贵之类相对稳定的人生内容，运则侧重于讲吉凶福祸之类动态的人生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命运。运包括大运、小运和流年。运一般从生日算起，按阳年阴年生男生女，结合节气、月份排算。流年又称太岁，按人出生后所经历的每一个年份的干支排算。

除了命、运，还有神煞、纳音五行、胎元、命宫等概念。所谓神煞，是把一些干支间的特定组合固定为格式，一旦这些格式在人的八字中出现，就称作某神某煞。神为吉星标志，煞为凶星标志。比如吉神“文昌贵人”主聪明过人，气质雅秀；凶煞“阴阳差错”主婚姻不顺。由于一些神煞名称听起来玄虚神秘，所以常被江湖骗子用来蒙人吓人以骗财。算命摊前，常见人报上出生时间，算命先生掐算一番，会告知求算者命型是金是木，这里涉及的是纳音五行。早期命理只用干支五行，纳音是后来才引进的古代音律学系统，基础也是五行生克。胎元指人受胎的月份，命宫指命的安身之所。

八字算命术就是依据上述概念，以日主与四柱干支的生克关系为主，结合与大运、流年干支间的生克制化，同时参考小运、神煞、纳音、胎元、命宫的情况，来推断人生的种种境遇。三、虚妄与悖谬如果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八字算命理论的特征，那就是——似是而非。说它“似是”，是因为这套理论往往有封建分子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与探索，采纳了古代自然哲学的不少知识，加上繁复的推演，听起来头头是道。别说一般老百姓容易盲从轻信，即使有相当文化层次的人，如果不有专门研究，也不免真伪莫辨、难置可否。

八字算命术以八字推论命运，八字相同而命运各异，从方位、父母年命、兄弟姐妹年命、配偶年命、儿女的个数与年命、男女、面相手纹、骨相、祖坟房屋、遗传基因、社会家庭环境、值班星球光点、信教与否等十三个方面八字相同命运各异！

八字算命术就是这些学说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哲学思想的反映。在两千年前，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汉代之后，逐渐形成了解释世界各种事物间关系及变化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表述自然和社会演变法则的思想体系，认为天地间事物的发生、发展与阴阳五行有关。

阴阳学说认为，宇宙万物皆可分为两大类，即阴性事物与阳性事物；任何事物都存在两方面，即阴性方面与阳性方面；一切事物的形成、变化与发展，都是阴与阳互相交替变化的结果。

五行学说认为，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即五行)构成，五行相生相克，是推动世界变化不已的动力，事物随五行的相生相克而发展变化。

那么，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分子，其生死旺衰，自然受到自身的和自然界的阴阳五行的影响与作用。这也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具体表现。“五行化生，以成万物，可谓无穷而莫测者也。圣人立法以推命者，盖不以逃其数。”(万民英语.嘉靖进士，著< lt;三命通会> gt;)天干地支是中国人发明用于计算历法的，也即是用于表示时间的，后来人们给天干地支配以了阴阳五行之意义，以及刑、冲、害、合的含义，由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组成了人的八字命局，并发现八字命局与人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现代全息论认为，所有天体运动都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地球生命，从而在地球生命体上留下其全部信息。在各种复杂的宇宙天体运动中，以日月的运行对地球生命的影响最大。月亮对人影响的最好例子，是女子月经的时间性，多数妇女的经期在农历初一前后，而排卵期在农历十五前后。

现代科学已证明，人与自然世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

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

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

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

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上述各家的高见，都有载籍为依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同时也涉及到对“算命术”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

《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指迷算命大约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从出土的甲骨文大多是卜辞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那时的先民们在举行祭祀、征伐、婚嫁等重大事情之前，必先烧龟甲或演蓍草对该事进行虔诚的卜筮，籍此判断吉凶，这大抵是早期算命术的萌芽。到了周朝，周文王、周公等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整理成书，取名为《周易》，才把卜筮之术上升到理论层面。春秋战国期间，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易》一书中加进了注解性质的文章，称为十翼，从此《周易》又称为《易经》。几乎是与此同时，齐国大夫邹衍创立了五行学说，与《易经》的阴阳学说相结合，成为了阴阳五行学说。至汉代再由董仲舒、京房等人的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一套有理论、有方法的卜卦算命系统。但是那时的卜卦算命系统依然是比较粗浅，只限于占事层面，对于算命的准确率并不很高。